语词污名化成因分析与探索：“公知”与网络新媒介形态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原本的“社会良心”、“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知识的传承者、社会道义和伦理精神的承担者”的崇高形象的拥有者，在近年来却逐渐成为“无耻”、“空洞无物，只说不做”、“造谣”的代名词，逐步陷入了被“污名化”的泥潭。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在进入中国学界视野之初，更多的焦点还是聚集于其本身存在合理性的思考的话，那么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已经成为了其无法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之前，应先关注更具有基础和背景意义的“公共”一词。“公共”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意指一种社会领域，即所谓公共领域要获得对公共性的全面深刻认知，就必须首先探讨公共领域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简单而言，一切公共领域都是相对于私人或私密性领域而存在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形成于18世纪中叶，它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社会及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而形成的重要认识。该概念是由20世纪50年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的，由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进行了充分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通俗讲，它是一个介于国家(State)和社会(Society)之间的公共空间，公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发表言论，而不受国家的干涉。时代变迁，在当下这个大众消费与大众传媒的时代，当人们再次谈论包括有关“公共性”问题时，哈贝马斯及其理论依旧是人们参照的重要思想或者说是一个不能绕开的重要理论框架，它依旧对人们的“公共”讨论提供启示和法则。因此，当代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也是建立在这一公共领域理论的背景之上。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来源于美国哲学家拉塞尔 • 雅各比在 1987 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他认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之后，利奥塔、布迪厄、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一般认为，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为反抗现实中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不断渗透所带来的社会各层面的危机而出现的。中国学术界、知识界开始谈论“公共知识分子”源自 2002年召开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国际研讨会，与会学者编撰了《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一书，自此，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逐渐受到国人的关注。2004 年，《南方人物周刊》公布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并提出评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这一名单宣告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进入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一般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包括着三个含义 ：第一是面向 (to) 公众发言的 ;第二是为了 (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 第三是所涉及的 (about) 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在《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一个消费社会学的解释视角》中强调：“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的原因探究必须与当下时代背景相联系，通过对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的发展过程梳理，可以发现其污名化的高潮开始于2009年。” 在这之前，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报道一直是以正面为主，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开始以不那么光彩的形象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而 2009 年正是中国新浪微博开通的年份。可以说，以新浪微博为首的网络新媒介是伴随着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而同步发展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新媒介的传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也同时陷入了污名化的深渊，公众形象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因此有理由推测，网络新媒介的传播在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之前，传统媒体的民间话语权基本掌握在公知们手中。虽然网络的存在已经使得一般网民能够互相交流，但也仅限于论坛等小圈子。而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存在使得公知和普通人的话语权差距一下子拉平，不同阶层的人们有了平等交流的权利。公知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微博上被人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和推敲，并反复接受不同观点的冲击，其形象和信誉时时遭受考验。

与此同时，网络新传媒的加入，还在原来的知识从生产到消费的简单二元关系中加入了一个新的环节——包装。文化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利益变现，其中经过媒体包装的文化尤其能够吸引大众，更好地为大众所消费。这种包装机制必须满足两项基本法则：首先，需要按照市场的需要与欲望加以包装 ;其次，必须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曝光的频率与人群覆盖率。但按照市场的需求和欲望生产和制造文化产品的最可怕后果是，在消费社会的生产体制之中，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在交际过程中与“实用”、“能力”等基本品质彻底脱节，与真相脱节，造成鲍德里亚所言的“指意文化的胜利”(triumph of signifying culture)。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媒体选择性的包装和推广专业人士、文化精英，并导致了其异化，导致了他们中不少人变为了所谓“媒体知识分子”，致使一方面“严肃的、批判的公共空间的真实消亡，另一方面却是虚假的公共生活的空前繁荣”，“在技术专家和媒体明星的二重唱中，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世俗意识形态”。出于上述原因，部分公共知识分子选择与媒介妥协，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 , 以大众媒介的尺度和标准来侵蚀学术和文化生产的自律准则，认识到媒体在文化消费场域中的主导地位之后的知识分子，也逐渐选择了与之合谋的更为有利的文化生产方式，一时间各种“微博大 V”、“网络意见人士”等公共知识分子的新形态大行其道。

由此，当今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坚守公共良知的“真公共知识分子”;另一类则是以公共利益为幌子，利用公知身份进行包装，目的于获取个人利益的“假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后者，正如徐友渔所说，“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因为他们清楚，公众的真正认可与否和他们的名利无关，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利用社会舆论和辨别政治风向，见风使舵，寻找机会争取扬名逐利的最大化。这些伪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以“学术明星”的面目出现在以网络为首的公共媒体，如变色龙一般追逐名利，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示范效应。因此，当那些思想、道德作伪的假公共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的拷问下，其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追名逐利的政治功利的价值取向，不择手段的道德人品展露于公众视野之后，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普遍降跌，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良知的声望和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上述只是对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原因的部分浅究，该问题是复杂的，需从经济、政治、社会等等多方面多视角进行全面分析。

包括公共分子污名化在内的社会全民泛污名化现象，既是社会信任缺失的外在表现，也是社会信任缺失的深化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越来越体现了风险社会中知识的不断隔离与个体的日趋片面化，在这种情况下，以专家为代表的抽象系统已经无法为整个社会控制风险提供必要的智慧保障，由此可能导致专家系统合法性的丧失，也加深了个体对于社会风险的普遍担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培育，而这种局面如果不予以改观，其结果将可能导致社会“整体感”的消失和“知识”极度贬值。

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也并非都是坏事，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阶层的祛魅或许将加快公众的觉醒，不再指望“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言和带路，而是从自我做起一点一滴地去建设公民社会，从而有可能会激发公众不断探求新知识，努力反思现有权威的“知识自觉”行为。正如知名书评人维舟所言 ：相比起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乃至污名化，将之视为导师和先知的社会或许更让人担忧。当下的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公共知识分子”们原本应该期待的结果，在一个将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文化消费品的“文化市场”中，各种声音能够公开交锋并得到迅速的传播，在说明了公共知识分子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反衬出了公众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的提升，这或许正是“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背后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不应该去责备社会大众与传媒的反叛和低俗，也不要试图去阻止这个日益大众化和消费化的现代社会，而是需要从“公共性”和“专业性”角度对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现象本身进行彻底的反思。因为没有一种社会现象会脱离社会大众本身而独立生成，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都需要从彼此的不一致中学会和谐共处与平衡发展，在争议中一起成长，或许这正是“知识”本身的魅力所在。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文军、罗峰《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一个消费社会学的解释视角》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