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清举，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经》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是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通过比喻、联想等文学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在性情、人格与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诗》作为经就是把它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典籍对待。

诗学与文学

现代诗学问题出在何处？出在“文学”概念和世界观上。“文学”这个词很有意思，中文中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论语》。孔门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夏列在文学科。子夏是以传经著称的，所以这里的“文学”其实就是文献、文化，再具体说是经学之义。在欧洲文化中，文学(literature)也有文化的含义，如《共产党宣言》中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说法，其中“文学”的含义也是广义的文化。现代学科分化以后，“文学”概念得到重新整合，演化为文学专业意义的文学。这种新“文学”概念只剩下《论语》“文学”概念的一部分内涵，“五四”以来的诗学从现代“文学”概念出发，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并定义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然反映不出《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释史。比如上引《行苇》一段，就因为只把它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修辞，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结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维，也就了无余韵了。

矫枉不必过正

“五四”以反封建著称，但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对于封建伦理和传统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现代诗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剔除《诗经》解释中的封建伦理，认为《诗经》自从成为儒家经典，被打上“思无邪”“温柔敦厚”的标记后，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金科玉律，这些都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这种认识不可不谓犀利，但也难说就不偏激。“思无邪”乃孔子所说，“温柔敦厚”系《礼记》记载，“经夫妇”一段则出自毛诗序，上述说法意味着《诗经》从孔子开始就讲错了，历史上《诗经》解释全无价值。照这么下来，中华文化还有什么可讲的?况且，把《诗经》仅视作文学作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视为爱情诗也不符合历史。古代帝王都是要学《诗经》的。不给他们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的中正情感，而是讲爱情，那不是把他往亡国的道路上引?直到北宋，程颐还强调“《关雎》《麟趾》之意”，强调的是夫妇家庭之道。不懂这些就很难理解《诗》，当然也难以深入地理解理学。《诗经》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第一部诗歌形式的经典，现代诗学之所以体现不出“经”的韵味，问题就出在它只把《诗经》作文学看，抽空了其积淀的精神底蕴和负载的文化价值。

“源的真实”与“流的真实”

在《诗》产生及流传过程中，有两种真实，一是“源的真实”，一是“流的真实”。前者指诗篇产生的背景、主题原本是什么，后者指《诗经》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是什么。研究《诗经》，不能以“源”的真实否定“流”的真实，反之亦然。比如，现代《诗经》学认为《关雎》的主题反映的是青年贵族的爱情，倘果真如此，那就是源的真实。但是，经学史上古人从未把它作为爱情诗。从孔子开始即如此，新出土的《孔子诗论》强化了这一点。《毛诗》认为是颂“后妃之德”，今文经学认为是“刺康王晏起”。看来古人的认识也不尽同，一篇兼备美刺两说。可是，无论美、刺，皆非爱情。这则是流的真实。从流的真实看，作为经的《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教化，是诗教。以教化为导向的《诗经》诠释史既是诗义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实质上又是诗义不断被“建构”的历史;既是《诗》作为“经”发挥作用的历史，实质上又是其上升为“经”的历史。《诗经》实在地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态，所以，《诗经》诠释史与其说是解释诗的本来意义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塑造诗教传统、建构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