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存在问题与实践路径

(作者：邢嘉颖，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新时代“枫桥经验”对社会和谐发展与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基层治理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实性指导意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核心价值，以“五个坚持”为主的社会治理内容，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应用来看，“枫桥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也给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乡村治理的创新应用带来了全新思考。城市化进程下，村落由于城市化改造，乡村人口出现“上楼”的局面，对于新时代乡村的定义也发生着巧妙的变化。乡村呈现住宅社区化的同时，呈现出村落主体权益多元化、乡土文化融入城市功能较弱、智能化与“三治”衔接断层化等问题，引发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乡村治理结合。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枫桥经验”的发展脉络，审视当下乡村治理中的问题，以期从多元主体、党建引领、文化教育和科技赋能四个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乡村治理;问题;路径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当下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关系到基层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对基层坚持和创新应用“枫桥经验”作出了文件性指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国家治理的短板。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层力量，也是我国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实践经验。

一、“枫桥经验”的发展脉络

事物的发展是运动变化的。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渐上升为了社会层面的共识，在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精神世界的完善。因此，群众的需要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梳理“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社会管制阶段、社会管理阶段和社会治理三大阶段。

一是社会管制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至此，“枫桥经验”首先应用于对于人民的教育中，解决阶级矛盾纠纷。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对于“枫桥经验”作出了“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的重要批示。当村镇出现矛盾时，首要的是去解决、沟通、查明，依靠当地群众，共同商议将问题解决好，从而实现当地治安稳定。

二是社会管理阶段。经过长期的县域治理发展，20世纪80年代社会管理阶段下“枫桥经验”逐步由调和阶级矛盾转变为化解社会问题。在面对基层群众冲突时，坚持群众路线，创新群防群治的路径，浙江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化解矛盾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矛盾解决工作法。这一工作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赞成和效仿，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三是社会治理阶段。新时代以来，科技、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新理念使“枫桥经验”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意义。2003年11月，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依托着浙江枫桥镇“枫桥经验”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枫桥新模式”，如“舟山模式”、江苏苏州吴江区震泽镇的“圆桌问计”等，全国各地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了“中国之治”成功的基层密码。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枫桥经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和中国治理方案，体现出了跨越时空和空间的强大生命力。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存在问题

当前，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治理方式、矛盾在乡村治理中也普遍存在，场域的变化始终围绕着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矛盾在新时代乡村呈现出多元化的风险。当前，“枫桥经验”在乡村治理领域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乡村基层多重利益主体沟通欠缺。

乡村社区的发展是城乡更新的结果，乡村社区的建造形成了社区主体多元化。首先，基层组织在治理社区的过程中，容易将行政管理与社区治理等同起来，乡村社区的建设不免有大批租户入住，他们的权利与社区居民的权利在民主参与上呈现出差异，导致基层组织在进行村民议事过程中，多重利益主体缺乏沟通，抑制了少数群体参与新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能动性。其次，乡村社区由于建筑的私密性，使得家户间的沟通减少，乡村社区民众之间的联系呈现疏远趋势，造成社区之间民众的参与感降低，一定程度抑制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乡村社区中的治理效益。

二是乡村社区党建引领功能有待提升。

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社区党组织在党建工作上和乡村治理中缺乏有效沟通，在政策传达、落实和学习环节出现延时性，加之对乡村人民的党建政策普及力度小，乡村社区中党建引领的作用呈现削弱态势，民众权益无法全部满足，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区公民进行乡村治理参与度不高，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应用有阻碍。

三是乡土文化融入都市生活圈中出现治理难题。

乡村发展推动乡风文明。乡村社区居住群体多以村落人口为主，保留着乡村“人情社会”，在长期的农耕作业中形成了乡里乡亲的村民关系。这种关系在村务中发挥着凝聚作用，但长期的乡土伦理关系也滋生了乡村、社区的利益群体，形成团体势力，对于民众文明意识、红色文化的培养，起到了阻碍，很大程度无法将乡土文化与新农村生活圈融合。

四是智能化治理赋能“三治”衔接出现断层。

数字经济发展下，基层党建吸纳了智能化技术，能够在文件政策传播、学习，发展乡村经济、提升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提升基层组织治理乡村的效率。但是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与时俱进的掌握数字技术，加之不同主体之间存在沟通鸿沟，乡村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碎片化的使用智能化治理技术下，智能化治理与“三治”衔接出现断层。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应用场域由过去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已经延伸至当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司法治理、法治社会建设、社会协同发展等民生领域。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应用场域来看，始终是一个以党建引领为灵魂、各类主体协同合作，群众广泛参与，实现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方式。

一是基层组织应维护多元主体权益，构建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

多种方式维护主体权益是基层组织进行基层治理的主要抓手。针对乡村社区多重利益主体沟通欠缺的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通过政社互动、“四防并举”等多种方式，充分吸纳乡村村民、租户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坚持党建引领下，实现乡村科学治理和基层自治的良性互动。基层组织通过回访等方式回应群众诉求、化解社区群众纠纷，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性化的方式去协调基层民事纠纷，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引擎，构建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

二是乡村基层党建应强化组织引领功能，激发基层集体效能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重点。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已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强大共识。依托数字技术，乡村基层治理主要通过“互联网+党建”、“党建+乡村文化”、“党建+村务+大数据“等智能化基层政务服务方式，发挥着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延伸至基层治理的各个角落。此外，“枫桥经验”还需要不断坚持“领导干部全员参与、党员干部示范带头”机制，落实群众工作“网格化”，探索建立党建引领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提升群众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集体效能感。

三是适当开展文化教育功能，提升“枫桥经验”解决基层矛盾能力。

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宣传乡贤的示范作用有利于提升基层矛盾解决能力。长期的邻里矛盾解决中产生了人民调解员。他们身处基层矛盾的一线，针对乡土文化的差异性，面对的矛盾主体多样，在开展文化教育的同时，将红色文化应用于乡村治理中，以“红色”调解员、乡贤的身份，通过教育感化的方式，唤起当时双方的情感联结，实现矛盾不上交、纠纷化解不出社区。

四是推进乡村治理智能化，依托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智治的推广，是数字技术发展下乡村治理的新应用。回顾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实践，往往都是依靠自治、德治、法治和智治相结合而获得的良好协调效果。一是需要不断扩充乡村数字政务服务，将基层群众关心的医疗、教育、农业、养老等领域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二是要大力传播数字技术，通过技术培训、模拟解决问题纠纷等方式将智治融入乡村治理。

四、结语

时代的变迁，“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在新时代，依托着数字技术不断创造性地协商、解决乡村纠纷，正展现出强劲的执行力。今后，乡村治理仍要不断深化应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村问题相融合，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做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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